以下文章来源于译·世界，作者Yee君

经过7年多的深入研究与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首次被完整翻译成土耳其语。日前，《红楼梦》土耳其语版（前三十回）正式上市。本次的翻译以中华书局启功先生注释版本为基础，由土耳其实业银行文化出版社（is Bankasi Kültür Yayinlari）隆重推出。

此书的译者为世界汉学中心2024年度十大杰出贡献学者、著名汉学家、土耳其安卡拉哈兹巴伊拉姆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化系教授吉来（Giray Fidan），他也是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获得者。这一次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的翻译之旅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译世界独家专访了这位80后中国文化的摆渡者。

▲《红楼梦》土耳其语版译者吉来（图源：受访者提供）

01.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将《红楼梦》翻译成土耳其语？在翻译前，您对《红楼梦》进行了怎样深入的研究？参考了哪些重要的红学著作或研究成果？《红楼梦》存在多个版本，您在翻译时以哪个版本为基础，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吉来：作为一名土耳其汉学家，我与《红楼梦》结缘可以追溯到我最初接触汉学的时期。在开始本科汉学专业学习时，《红楼梦》就已经成为我心中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第一位汉学家就已经将《红楼梦》列入了需要翻译的重要著作清单之中。然而，在随后的80多年时间里，这部伟大的作品始终未能完成其土耳其语的完整译本。这个历史性的缺憾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大约七年前，我下定决心要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译介给土耳其读者。在选择底本时，我最终确定使用中华书局出版的启功先生校注本作为翻译的基础文本。这个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考虑到这个版本在文字考证和注释方面都极为严谨，对于译者来说是一个可靠的参照。

在翻译过程中，我深知红学研究的浩瀚与深邃。为了确保翻译的质量，我系统研读了众多红学大家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的研究著作不仅帮助我更准确地理解原著的内涵，也为我处理译文中的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研究过程中，我特别关注了《红楼梦》的版本问题。通过对程乙本、甲戌本等重要版本的比较研究，我更深入地理解了不同版本间的差异及其文学和文献价值。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翻译工作的开展，也加深了我对这部作品的整体把握。

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完成翻译工作后，结合翻译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对原著的深入研究，编写一部《红楼梦：读者指南》。这本指南将综合各家红学研究成果，旨在帮助土耳其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

作为一名汉学工作者，能够有机会将《红楼梦》这样的世界级文学杰作介绍给土耳其读者，我深感荣幸。这不仅是对前辈汉学家未竟事业的继承，更是推动中土文化交流的重要尝试。通过这项工作，我希望能够为架设中土文化交流的桥梁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土耳其读者能够领略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魅力。

▲《红楼梦》土耳其语版（前三十回）（图源：受访者提供）

02.翻译《红楼梦》这样一部鸿篇巨著，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比如语言文化差异、诗词翻译等方面，您是如何克服这些难题的？

吉来：作为《红楼梦》的土耳其语译者，我深感翻译这部巨著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据我所知，世界范围内由个人独立完成《红楼梦》全译本的案例并不多见。我有幸完成了这项工作，第一卷（前三十回）已经出版，其余九十回（共三卷）也将在明年底前陆续与读者见面。

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诸多挑战，但最令人欣喜的是发现清代中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土耳其在文化表达上存在诸多共通之处。这种文化的关联性为我的翻译工作提供了独特的优势。

例如，在习语翻译方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成语"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在土耳其语中竟然有着完全对应的说法"kol kirilir yen icinde kalir"。这两个表达不仅意思完全相同，就连用词和意象都高度一致，都用"袖子"来比喻家庭内部，用"藏"来表达对外遮掩的含义。这种表达方式的共通性反映了两个文明在处理家庭矛盾等社会问题上的思维模式具有深层次的相似性。

此外，在处理地理概念的翻译时，我也发现了一些深层的文化对应现象。《红楼梦》中提到的"爪洼"作为遥远异域的代表，与土耳其文化中的"Fizan"（费赞）具有相似的文化内涵。"爪洼国"指今天的爪哇岛，在清代文学中常用来表示极其遥远的地方。而在土耳其文化中，"Fizan"（今利比亚南部的费赞地区）同样被用来指代遥远的异域。这种文化意象的对应性，让我在翻译时能够准确传达原著的语境氛围。

在翻译策略上，我采取了"保留原意"与"本土化处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于一些具有共通性的文化表达，我倾向于使用土耳其传统用语来传达，这样可以让当代读者更容易理解原著的深层含义。同时，对于一些独特的中国文化元素，我则选择保留其原有特色，辅以必要的注释说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一些历史场景和文化习俗时，清代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诸多相似之处，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这种历史文化的共鸣，让土耳其读者在阅读译本时能够产生更多的文化认同感。

这种翻译实践让我深刻认识到，尽管中土两国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但在文化表达方式上却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这种文化共通性不仅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更为两国文化交流搭建了独特的桥梁。

（图源：受访者提供）

03.《红楼梦》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像家族制度、诗词歌赋、中医中药等，您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向土耳其读者阐释这些文化内涵，让他们理解并产生共鸣？土耳其与中国文化差异大，您觉得土耳其读者理解《红楼梦》里的爱情观、家族观等，会存在哪些障碍，如何通过翻译助力理解？

吉来：在翻译《红楼梦》这部蕴含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经典著作时，我采取了多方面的策略来确保文化内涵的准确传达。在处理专业性较强的文化要素时，如中医药、传统服饰、织物等专业术语的翻译，我特别邀请了精通这些领域的专家提供专业建议。这些专家的协助让我在术语选择上更加准确，既保持了原意的准确性，又使土耳其读者能够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

虽然中土两国在文化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我发现土耳其读者对《红楼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好奇心。这种文化求知欲望本身就为跨文化理解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家庭关系和爱情观念这两个核心主题上，中土两国文化存在许多共通之处。《红楼梦》中描写的大家族内部关系、代际互动、婚恋观念等，往往能引起土耳其读者的共鸣。这些主题本质上具有普世性，很容易跨越文化的界限被理解和接受。

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主题，这为土耳其读者理解《红楼梦》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参照。这种文学传统的相似性，使得土耳其读者在阅读《红楼梦》时不会感到太大的文化隔阂。

在翻译过程中，我始终坚信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文化差异，触动读者内心最深层的情感共鸣。《红楼梦》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普世情感的细腻描写，完全有能力跨越文化藩篱，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

因此，我相信土耳其读者在阅读《红楼梦》时不会遇到太大的理解障碍。他们不仅能够通过这部作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能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自然的情感共鸣。这种文化互鉴与情感共振，正是文学翻译的重要价值所在。

（图源：受访者提供）

04.《红楼梦》的语言优美细腻、富有特色，您在翻译成土耳其语时，是如何保留原著语言风格的？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翻译技巧或策略？《红楼梦》人物众多，每个人物语言各具特色，像王熙凤的泼辣、林黛玉的细腻，您如何在土耳其语中精准呈现这些个性化语言？

吉来：作为《红楼梦》的译者，我深刻体会到这部作品在语言艺术上的独特魅力。每个人物都有其鲜明的语言特色，这些个性化的语言表达正是《红楼梦》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要准确传达这些个性化的语言特征，最关键的是要深入理解原著。正如您所说，当译者对作品有了深刻的理解后，作者本身的文字和原文就会自然而然地引导译者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

以王熙凤的语言特色为例，她说话机智泼辣、雷厉风行，这种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在土耳其语中也能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通过选择简短有力的句式，运用带有讽刺意味的土耳其俚语，能够很好地呈现凤姐说话的特点。

而在翻译林黛玉的对白时，我则特别注意保留其语言的婉约细腻特征。通过使用优美典雅的土耳其语词汇，以及富有诗意的句式结构，来体现黛玉说话时的那种含蓄委婉的特点。

贾宝玉的语言则体现出一种特殊的率真与灵动，在翻译时我注意保留其言语中的童趣与哲理性。选用活泼生动的土耳其语表达，同时又不失其言语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

对于史湘云、薛宝钗等人物的语言特色，也都采取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在土耳其语中寻找最贴近的表达方式，既要传达人物的性格特征，又要保持语言的自然流畅。

我发现，《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每个人物的语言塑造都极为用心，这种细致入微的刻画本身就为翻译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只要译者能够深入理解原著的艺术特色，就能在目标语言中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

在翻译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让译文既要忠实于原著的语言特色，又要符合土耳其语的表达习惯。这样才能既保持原作的艺术魅力，又让土耳其读者感受到自然流畅的阅读体验。

05.土耳其语版《红楼梦》于今年1月出版上市后，当地读者的反响如何？有没有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反馈或评价？

吉来：《红楼梦》土耳其语版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已经收到了许多读者的热烈反响。作为译者，我深感欣慰的是，这部中国文学巨著的翻译出版实现了土耳其读者多年的期待。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许多读者对终于能用土耳其语阅读这部世界文学杰作表示由衷的喜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在土耳其读者中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既来自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也源于土耳其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展望未来，我深信《红楼梦》土耳其语版将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长销书。这不仅因为它是一部文学杰作，更重要的是它为土耳其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这种文化交流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现其重要价值。

作为译者，看到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和认可，是最大的欣慰。这也激励我在未来的翻译工作中继续努力，为促进中土两国的文化交流贡献更多力量。

06.您认为《红楼梦》翻译成土耳其语，对中土文化交流有怎样的意义？这部作品能为土耳其读者打开一扇怎样的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在您看来，《红楼梦》在土耳其文学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它是否会为土耳其文学创作带来新的灵感或启发？

吉来：作为首个《红楼梦》土耳其语完整译本的译者，我深感这部作品对促进中土文化交流具有特殊的意义。基于之前的翻译经验和读者反响，我认为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层面。

首先，《红楼梦》为土耳其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正如我在翻译过程中发现的，清代中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土耳其在文化表达上存在诸多共通之处。这种文化共鸣不仅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更体现在对家庭关系、人情世故等普世话题的理解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中的很多文化元素与土耳其传统文化有着深层的联系。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习语表达的对应性，以及两个文明在处理家庭关系等社会问题上的相似思维模式，都为土耳其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对土耳其文学界而言，《红楼梦》的翻译出版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填补了土耳其汉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空白。其次，这部作品细腻的心理描写、复杂的人物关系、深刻的文化内涵，都可能为土耳其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新的灵感。

我认为，《红楼梦》对土耳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将逐步显现。正如奥斯曼帝国晚期文学中也有类似的主题创作，这种文学传统的相通性为两国文学的对话提供了基础。土耳其作家可以从《红楼梦》的叙事技巧、人物塑造、情节构架等方面获得创作启发。

展望未来，随着更多土耳其读者接触这部作品，它必将在土耳其文学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层面，更将促进土耳其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

作为译者，我深信《红楼梦》的翻译出版不仅是一项文学工作，更是连接中土两国文化的重要桥梁。它将为两国文化交流开辟新的途径，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文化认同。

07.书中大量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这在翻译时极富挑战，您碰到过哪些印象深刻的例子，又是怎样解决的？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词汇，如“八股文”“嬷嬷”等，土耳其语中无直接对应词汇，您怎样在译文中使其含义清晰明了？

吉来：作为《红楼梦》的土耳其语译者，我在处理原著中的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时，确实遇到了不少挑战。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成功地将书中所有诗词都以押韵的形式译成了土耳其语。这项工作虽然极具挑战性，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最终的翻译效果令我十分满意。

在处理具有时代特色的词汇时，我采取了灵活的翻译策略。比如对于"八股文"这样在土耳其文化中没有对应概念的词汇，我选择通过注释的方式向读者解释其文化背景和历史意义。而对于"嬷嬷"这样在土耳其文化中有类似概念的词汇，则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土耳其语表达。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翻译过程中大量参考了启功先生的注释版本。这些详实的注释不仅帮助我更准确地理解原文，也为土耳其读者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在遇到特殊的文化概念时，我会酌情在译文中加入解释性的脚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内容。

对于原著中的谐音双关，我采取了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1.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寻找土耳其语中相似的谐音效果；

2.当无法直接对应时，通过注释说明原文的双关含义；

3.在某些情况下，用土耳其语中的类似修辞手法进行替代。

我认为，文学翻译的关键在于在保持原作艺术特色的同时，让译文读起来自然流畅。通过适当的注释和说明，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语言魅力和文化内涵。读者的反馈也证实了这种翻译策略的有效性，他们能够透过译文感受到《红楼梦》独特的语言艺术魅力。

08.完成《红楼梦》的翻译后，您还有哪些关于中国文学翻译的计划？是否会继续深入挖掘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吉来：展望未来，我的首要计划是致力于将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全部翻译成土耳其语。《红楼梦》的翻译经验让我深感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大精深，而四大名著作为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为土耳其读者呈现完整的四大名著，是我作为汉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除了四大名著之外，我也计划翻译一些其他重要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可能不及四大名著，但它们同样承载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值得向土耳其读者介绍。

同时，我也非常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现代文学作品往往更直接地反映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变迁，对于帮助土耳其读者了解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09.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哪些心得或感悟愿意与同行分享？对于那些计划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译者，您有什么建议或鼓励的话想说？

吉来：翻译古典文学作品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奉献精神。这不仅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持续决策的过程。每一个词句的选择，每一个文化概念的转换，都需要译者反复斟酌，做出最恰当的判断。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收获了许多新的体验和思考。比如，如何在保持原作风格的同时让译文更具可读性，如何处理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难题，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我对翻译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对于有志于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同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项工作将占用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极强的责任心和专注力。但同时，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成长机会，能够帮助译者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其中的收获和感悟也会让这一切变得值得。通过翻译，我们不仅在传播文化，更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理解。

10.近两年，您增加了一些在中国的访学行程，对于中国文化有哪些新的感悟和领会？对于您后续继续深入研究和推广中国文化有什么帮助和启发？

吉来：作为一名汉学研究者，在过去两年里，我有幸多次前往中国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和开展研究工作。这些访学经历让我对当代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最显著的感受是后疫情时期中国社会展现出的强大活力。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汉学家，亲眼见证这些积极的变化令我深感欣慰。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成就，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文化自信的提升上。

在访学期间，我有机会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深入交流。这些学术对话不仅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也激发了许多新的翻译计划和出版构想。与不同背景的学者交流，让我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了新的思考。

这些经历极大地增强了我继续深入研究和推广中国文化的信心和决心。看到中国文化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作为一名致力于文化交流的学者，我感到使命感和责任感都更加强烈。

这些访学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学术积累，更坚定了我继续推动中土文化交流的决心。我相信，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作出更大的贡献。

译|者|简|介

吉来

吉来（Giray Fidan），土耳其汉学家，翻译家，就职于土耳其安卡拉哈兹巴伊拉姆大学（Ankara Haci Bayram Veli University），从事汉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近20年。他的译著包括《孙子兵法》《论语》《猫城记》《古船》《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等。曾担任土耳其奥坎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还获得了“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获评世界汉学中心2024年度十大杰出贡献学者，频繁往来中国与土耳其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他的翻译作品《孙子兵法》在土耳其非常受欢迎，已经加印28次，销售近40万册，这对于一个80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吉来的工作不仅促进了中土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哲学思想。